特朗普难！_政府_东亚_日本

  丁学良，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知名社会政治学教授、笔记侠PPE（政经哲）书院创始顾问。

  你有没有感觉到：今天中美之间的摩擦，似乎总能在历史上找到影子？为什么美国现在对付中国的手法，看起来这么眼熟？

  答案可能就藏在几十年前的日本身上。当年，日本凭借“东亚模式”，把美国制造业打得“鼻青脸肿”。而今天的“中国模式”，正是这套玩法的“终极强化版”。

  这一切的背后，是制度、战略与成本的深层较量。理解这场“强化版”的对抗，不仅关乎国运，更直接决定了你的企业未来10年要在哪里生产、用什么技术、走向哪个市场。

  首先，要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在笔记侠PPE(政经哲)书院讲课时的几个基本概念。第一个是重商主义，第二个是产业政策，第三个是日本发展模式中最重要的长期目标是“富国强兵”。

  虽然二战后日本不再提也不能提强兵，但富国仍然是目标，而非仅限于本国居民个人财富增长和税收政策等，这是设计出来的。

  日本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为了促使本国工业化发展速度加快，并配合他们的产业政策，日本政府官僚们经过研究后，划定了一些有战略性意义的产业，从上至下、从左至右都要配合这些产业。

  这些都是从战争中的“总体战”理论发展出来的经验，日本在二战以后虽然不再是一个军事国家，但是有一些战略思想和战术手段跟那段历史有着一定的延续。（笔记侠注：总体战指一个国家动员全部军事、经济、工业和社会资源来进行的战争。）

  日本模式中的一点被证明在整个东亚具备极其重大启发作用：那就是尽可能的避免工会过于强大，工会一旦强大，将与资方之间产生冲突。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中，工会运动导致一届政府半瘫痪的情况出现过很多次。

  日本尽量让金融业内部不要有太多的竞争，无论是日本政府施加的关于本国金融业自由化的压力、推力，还是发出的呼吁、诉求，都要确保日本的金融业（广义上的金融业，包括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尤其是居民的储蓄，能够配合日本的产业政策。

  在这个过程中，东亚国家利用关税和非关税的手段保护本国市场和幼小的本国产业。中国台湾地区有个说法很好玩：我们小鸡刚孵出来，哪能跟你美国的大火鸡打仗啊？

  所以只有用隐形的和明显的关税，保护本国的弱小的市场，尤其是保护本国政府所看重的“冠军企业”。这一些企业首先要在本国市场上当冠军，然后在国际市场上去打，去击败对手。

  一群大雁中，最前面的雁力量最强，对方向的辨别能力也最强，后面的雁都是跟着它飞，这样避免了雁群在长途迁徙过程中走弯路，降低了迁徙的风险。

  日本当时这个这样的做法就被称为是大雁阵（笔记侠注：“大雁阵”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用以描述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学说。指日本作为“领头雁”，依次将成熟产业转移到“四小龙”、东盟及中国等“后发雁”，形成产业梯次传递和发展的国际分工格局）。

  那个时候的日本，看得很清楚，仅仅靠着日本狭小的国土、贫瘠的资源、有限的人口，只能把本国的制造业做得符合国际标准，比国际标准更快地出货，还需更精密的设计和价格上的优势，这样才有竞争优势。

  全世界把这套标准做得最精致的就是日本,然后带动了东亚的起飞。比如日本本国的制造业如果生产能力不够了，或者缺乏某些原料，或者劳工不够了，怎么办呢？

  通过一些非常巧妙的安排，让这些日本本土的公司，包括他们的技术人员，生产经验资深的一线工人，在东亚周边开始设厂，又进一步地增加了日本的生产综合规模，而且降低了生产的成本。

  所以，在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些领域里，绝大部分学者都会把东亚在二战以后的成功归于日本走出了一条适合于东亚的发展的道路，这是所谓的“东亚模式”。

  日本在这条道路上的成功，就直接刺激了当时的中国。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决策层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中国以前不提倡用“模式”这个词，而用道路。因为中国那时候还不晓得会怎么改，后来经过几十年的这个实践，一些基本的环境也好，或者mechanism（翻译成中文叫“机制”)，这些逐步确定了之后，就出现了“中国模式”。

  我到美国去的时候（1984年），美国各界每天都在讨论、探索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的竞争力这么强？

  美国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一直认为他的制造业在整个世界没有一点一个国家能撼动他的霸主地位。但就是在小小日本的挑战之下，那几年下来，美国的制造业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我刚到美国去的第一站是在匹兹堡，曾经的美国的钢铁和煤炭之都。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国的匹兹堡工业区衰落了，当时我还是个青年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巨大的钢铁工业基地没有人了。

  为什么？主要是因为当时有了日本，然后韩国紧跟在后面。在钢铁制造方面以更低的成本把美国的钢铁业击垮了，被完全打趴在地（笔记侠注：日本钢铁公司名为日本制铁公司Nippon Steel，简称“日铁”。该公司于2025年6月以141亿美元完成对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的100%收购，并将其纳入全资子公司）。

  钢铁业就这样给他们搞完了，钢铁业搞完以后那个煤炭业也半死不活了，因为煤炭资源当时主要供应的就是钢铁产业。

  那么为什么日本和韩国一下子把世界第一大的钢铁国打趴了呢？其实好多技术，炼钢的技术，轧钢的技术，特殊钢材的技术，很多都是从欧洲传到美国，再传到日本，然后由日本再传到韩国去的。

  主要是因为日本和韩国综合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和经营成本比较低。这两国的钢铁制造业和煤炭业使用的环保标准低于美国。劳工成本、环保成本、金融成本，和技术转让的成本都很低。

  再加上日本和韩国的基础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本科教育，非常讲究实用。这些专业培养出来的劳动力，他们的工程师，技术员都非常能干，而且要价也不高。这才是特朗普正在吸取的教训。

  后来美国用了很多的办法，终于把日本弄得虽然没有投降，但是完全屈服妥协。因为日本也知道，完全把美国给惹翻了，日本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而且日本的出口太依赖于美国市场。

  日本后来一个是实行配额制，向美国市场这个出口要有配额，超出配额双方要谈判，你不能搞倾销。

  有了配额制度以后日本就想了：我这个生产能力是1万，但给我的配额是3000，那我那个7000怎么办呢？

  后来他们把生产能力一部分转移到美国本土。即使不到美国本土，也转移到加拿大。这样子绕过了配额，现在我们中国也在用这些手法。

  后来更进一步，美国就觉得日本本国的工资被压得太低，又迫使日本政府提高本国工资，并增加员工福利。因为你只要增加工资，增加福利，就削弱了日本政府对于长期资金市场的垄断和控制。

  后来，美国又开始对日本的金融业动手。因为日本的金融业支持了出口业，然后就节约了大量的多余的资金，有出口就会赚钱。赚了钱以后日本国的投资已经饱和了。而且那时候日本慢慢的开始出现了经济泡沫。

  日本的居住环境是很小的，当时，一个很小的房子在市场上就值200到300万美元。日本多余的资金也都要找到新的投资出路。然后就开始跑到北美去，大量地购买北美的资产。

  日本当时甚至买下了洛克菲勒中心，当时美国人有句话：下一步日本要购买白宫了，他们买得起。

  这就是东亚发展模式给美英主流模式带来的冲击，以及贸易摩擦、贸易战等等后面的深层的制度性的原因。

  博弈是在和平的情况下用和平的手段，而且双方接受的规则是一模一样的，这叫才博弈。无论下国际象棋还是打牌，或者下其他什么棋，这是博弈。博弈的时候你不能在桌子底下搞小动作，不能使黑手段。

  博弈这个英文（fair play）在很早之前就翻译成中文了，叫做“费厄泼赖”。鲁迅就反对费厄泼赖，为什么呢？因为费厄泼赖是博弈，是公平竞争，公平地在一起下棋，英文叫play Games。但在国际竞争中，很多时候不是fair play的。

  特朗普针对“中国模式”这个强化版的东亚模式采用的这些制衡手法，其实美国当年在跟日本摩擦的时候，大多数都用到了，最后日本妥协了。

  从2018年开始，它采取的最简单的手法就是关税，但是后来这个关税一会上一会下。因为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不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

  特朗普最头疼的，就是美国行政部门的集权程度太低，所以他现在想绕过美国二百五十年制度给行政部门设下的种种约束。

  现在美国又进入这种状况了，参众两院无法通过预算，导致行政部门关门（笔记侠注：“关门计划”是美国国会两党因预算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时联邦政府暂停非核心部门运转的应急机制，又称“政府关门”）。

  它后来变得比较强大，是因为几次重要的历史事变促使它把很多分散的资源和权力集中起来，但是临时集中起来解决了重大危机以后又回到了原状。

  有句话讲的特别好：什么是美国制度的根本？是通过分权制限制行政部门权力，限制行政部门的权力。

  在建立美利坚合众国之前，就有一些代表抗议，不愿意签字。他们都以为给予总统的这些权力影响太大了。

  过去几年，美国自由派的舆论称呼特朗普最狠的一句话就是：他想当君主！大家现在就拿这个事一直，攻击他，说他现在要想当君主。

  所以特朗普现在针对中国的所有的这些办法，有的用一下又拿下来，主要是因为行政部门的权力太小。然后就给那些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包括弱势的消费者有了抗议、抗争、施加压力的种种渠道。

  美国有句话叫：all politics are from local（所有的政治从根上都来自于地方），就是因为它的选举是一级一级选上去，那工会里面的众议院议员，就是从一小块的居民区选出来的。

  因为地方选举制度，所以特朗普有很多事做不下去，因为美国制度没有给他那么多的集权和方便。

  比如，美国贸易战中间因为跟中国闹得这么狠，影响到美国一些很重要的运输企业，特别是大吨位的运输车，有很多的部件以前都是中国做的。剩下不多的制造业，制造这些重型的运输工具的，它干脆就出国了，到别的国家去了，美国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们常说特朗普讲话不算数、颠三倒四，这也是因美国的制度让他讲话没办法算数，他做不到。他的一些手法，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被美国的一个地方的法庭给否定，他就搞不下去了。这样一来，他怎么能够讲话算数呢？

  就连关税这个武器，也是美国宪法留给美国总统为数不多的几个大棒，因为其他的大棒都在国会手里。

  现在，我总结一下：特朗普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是当年美日贸易战的升级版。但中国模式是东亚模式的最强化版，如果美国用的手法不更新和强化，而在对中国的贸易战中试图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个希望是不大的。特朗普原来那种打法是打不下去的，特朗普想解决的那些根本的问题，一大半都不会成功。

  根据我的观察，至少在特朗普剩下来的三年多任期里，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不会很稳定。

  特朗普虽然本人不是一个战略家，但是在他第一任总统任期里的一些政府成员中，有几位是战略家。种种问题造成这些人后来没再次出现在他的第二任期里。

  我当时看了特朗普第二任政府班子的组成，还松了一口气，我是很怕他第一任期里面那厉害的几位都回来。

  现在，第一任中间只有几个副职回来了，包括那个跟我们谈判的人。当然大部分都没回来，那些人才是久经考验的，做战略研究、战略规划都很出色的人。

  特朗普第二任没有用这些人，但是特朗普的有些私下的朋友，有些是他在商界认识的人，有些在科技界的那些人、投资界的人，还有宗教界的那些人，还是能够把一些比较深层、比较长久的大问题向他不断地提醒。

  第一，美国作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他们自封的民主体制和自由国家，它不能够建立在一个制造业空洞的基础上。

  这是他想解决的问题，而这样的一个问题是长期且重要的问题。到了战备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些制造业，那就会非常被动。

  那么特朗普想解决美国的制造业的恢复，任重道远，而且又牵涉到美国基本制度，没有给他提供那么多的政策和法律的工具。

  他本来以为利用高关税就能很快导致制造业回流，是有回流，但这个回流速度太慢，而且规模偏小，联邦政府没办法在手里调动几万亿美元的重点投资，没有法律保障，那是私有财产和私人资本在运作。

  现在美国总体的债务是37.64万亿美元，每年要支付高达1.26万亿美元的债务利息，这个费用已超越了1.13万亿美元的年度军费开支。

  怎么解决债务问题呢？当然能大大的提升税收，但这在美国是很不得人心的，而又要经过国会参议两院争论，然后还有别的问题。

  关税收入到现在为止也仅仅带来几千亿美元的收入，这几千亿美元还不敢完全用来做重点的产业投资，特朗普政府想给摇摆州最贫困的选民发补贴，因为要为共和党在26年的中期选举上赢得选票，这就是美国制度的制约。

  但是特朗普还是想解决政府太穷的问题，他一些做法被挖苦也是因为太穷了，他总想厚着脸皮迫使全世界的最大的那几个富豪，在这个事情上出点钱，在那个事情上出点钱，主要是因为联邦政府没什么钱。

  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大大的消减偷渡客对美国福利制度的压力，这个我们很多人都看不过去。你只要在美国待个半年，就能目击很多这样的一种情况，你会觉得美国再富有也挺不住这么搞下去。

  所以特朗普政府要大大削减偷渡客对美国福利体制的严重的剥削，然后来加强美国最富有竞争力的科技专业。科技竞争力不能被竞争对象们追去、偷去、买去，或者通过合作的手法搞到手。

  特朗普还想做另外一件事，就是重建美国的教育体系，从小学幼儿园开始，至少从小学开始，到大学本科，甚至到研究生。他想恢复美国的传统教育，这是他长期想做的事情。

  所以鉴于特朗普想把这几件长期的、大面积的事情要做起来，中间好几个环节都牵扯到对中国的关系。

  所以这注定了在他剩下来的三年多时间里，美中关系不会稳定，不会平稳。而且也不要指望很快达成协议，你也不能指望达成新的协议以后没有新的摩擦或冲突。

  特朗普的第一任期里有几位要员是战略的研究家和规划家，他们给特朗普出了很多主意。

  他们让特朗普意识到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是美国从来就没遇到过的。当然他们的观点中间有很多是夸张的部分，也有很多是推测的部分，但也有很多是有经验根据的。

  后来拜登政府的4年任期里，根本就没有在这点上改变这个定位，我也不认为特朗普的下一任，不管是谁，比如像万斯（美国副总统），还有卢比奥（美国国务卿），他们在这一点不会变化的：中国是对美国头号的全面挑战者。

  所以，中美之间是不是新冷战？当然是新冷战，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制度上的敌对、国家利益性的对抗，军事上的准备，这几个冷战的要素，现在都具备。

  现在至少有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特朗普不想打仗，这是肯定的。打仗要花钱，要死人，他不干，而且美国经常为别的地方打仗，他觉得那都是大傻帽干的事。在他当总统期间要回避跟中国之间打仗。

  现在无论是在南海、台湾海峡，或者周边海域这一些地方，中美两国之间进入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是极低的。但在其他领域比如金融、贸易、技术人才，还有毒品和偷渡客这两个牵涉到美国的两个具体问题上，冲突和矛盾还是非常多的。

  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很坏的消息，阿什利·泰利斯（笔记侠注：此人长期以卡内基智库高级研究员的身份，撰写关于中美竞争、印度战略自主、印太战略的政策文章，极具影响力。他的很多分析既为历届美国政府提供政策依据，反过来也为印度政府提供“行动指南”）被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拘捕了。

  据说他把可能把他工作中间合法或非法弄到的美国国防部的内部信息资讯转交中国官员。当然这是猜测，现在还没有一点证据。

  “最惠国待遇”这个翻译其实不太准确，英文里的表达是：no discrimination trade partner（无歧视性的贸易伙伴）。如果真的是无歧视性的，那关税战就打不起来，至少不会打得这么厉害。

  取消最惠国待遇以后，在一般的情况下美国就会对中国的产品收取比较高的关税，因为一般的情况下，美国的关税是很低的。

  这就是美国为什么感觉自己老是吃亏，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却征收了最低的关税。当然美国消费者会很开心，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往美国去。

  我有一个朋友说：他在美国市场上看到的都是生产国或者是制造国，都把最好的东西拿到美国来，美国市场最大，消费力最强，而且进来接近于零关税，你说谁不愿意做这门生意啊？

  如果取消了最惠国待遇，那将来就是只对你几种产品实行低关税，别的产品都要交高额关税，这样一来就挺麻烦了。

  回顾1970年代开始的美中关系和缓，后来建交，后来变成关系最好，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留下来两个最重要的成果。

  第一，就是经济、贸易、教育等这样一些方面的合作伙伴，虽在战略上还没到这个程度。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前天通过的美国新国防条例上提了两件事情，第一是给中国台湾地区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第二以后美国举行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时，会邀请中国台湾地区武装力量参加。

  中国对这两件事反制的手段一定会非常强烈。如果让中国台湾地区的武装力量能参加环太平洋的军事演习，那下一步呢？会不会是本质上的军事同盟呢？

  特朗普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完全接受美国那些主张非常强硬手段对付中国的人的建议。而且特朗普现在的的手法也常常效果不佳，因为他太自以为是。

  不过他还在学习，如果将来他改进了手法，慢慢的变考虑，冷静布局，那么在他未来的三年多任期里，中国承受的冲击，震荡，甚至是重要利益的损失，是可以预期的。

  第一，美苏冷战中间这几点要么还没出现，要么那个层次或者程度是比较初级阶段，新冷战中科技的作用超过美苏冷战。

  第二，新冷战中间的金融战远超于美苏冷战。当初整个苏联阵营在金融体系上跟西方的金融体系没有交集，没有交叉的地方。

  第三，人才。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最重要的收获，其实就是人才方面。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到西方最好的大学、实验室，研究机构去学习、去培训、去工作，然后由此带来合作。美苏冷战中，人才方面的合作倒不是绝对没，但只有一点点。

  第四，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之间的交叉。美苏冷战中间基本上没有。苏联阵营的生产，是自成体系的，当时称为社会主义的合作，不计较经济成本。

  回顾丁学良教授的分析，我们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中美之间的这场“新冷战”，不再是简单的贸易摩擦，而是两种发展模式、两套体系未来的长期竞争。

  对于企业和创业者而言，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一成不变的时代已结束。地理政治学，已经从宏观背景变成了直接冲击我们成本、供应链和市场选择的日常变量。

  无论是“异地生产”的迂回策略，还是对“两套技术标准”的前瞻布局，都要求我们一定要具备穿透现象的洞察力。

  要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我们应该亲自前往风暴的中心，形成属于自身个人的一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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